过去几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海外可谓毁多誉少。究其原因，一半是出于对工程的误解，一半是出于学术上的执着。有鉴于此，我在2002年4月4日～7日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亚洲学会年会上，组织并主持了一场题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交流与争鸣(Xia-Shang-Zhou Chronology Project:Exchange and Debate)”的小组讨论会，从国内外邀请了六位专家学者参与研讨。另外，因大会只配给小组两个小时的时间，恐有言犹未尽之憾，故约请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在年会上主持另一场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较自由的圆桌讨论会。本文旨在介绍这次讨论会的来龙去脉，会上讨论的实况和评论中外学者关于夏商周年代学歧见的根源。

　　早在2000年秋冬，当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阶段性研究成果之际，即在海外引起过一场激烈的辩论，战场是“东亚考古学互联网”(East Asian Archaeology Network)的电子讨论组。这场论战的导火线是《纽约时报》记者Erik Eckholm所写有关断代工程的报道。这篇题为《中国：古史引燃今疑》颇具争议性的文章，是在11月10日即断代工程新闻发布会的翌日发表，引起了海外汉学家对三代年代问题的关注。不过，参加这场辩论的人大都不是专门研究年代学的学者，所以讨论的主题集中在一般性的问题，如夏代是否存在、二里头文化与夏代的关系、古史年代与政治的关系等（注：陈星灿、刘莉：《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网上讨论纪实》，《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1年第9期第16～37页。），并没有触及夏商周年代学的具体分歧到底在那里。

　　与“东亚考古学互联网”上的讨论不同，华盛顿的这场辩论，参加者都是年代学的专家。从中国来的四位与会者，李学勤是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仇士华是副组长，张长寿和张培瑜都是独当一面的成员，他们分别代表工程的四个主要研究手段，即文献、放射性碳素测年、考古和天文。美方的与会学者倪德卫(David S.Nivison)和夏含夷多年来一直研究商周年代，邵东方专攻《竹书纪年》，我本人除习中国考古学外，还对碳十四测年稍有涉猎。因此，在华盛顿的两场讨论都能切中年代学的主题，具体讨论了研究古史年代的方法、理论和断代工程的成果。

　　两场讨论会的宗旨是交流对夏商周年代学的看法。中方与会者代表国内学术界对三代年代学的看法，或许说得更准确一点，他们代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观点；美方与会者则代表海外一些反对意见。海内外学者在会上澄清了一些事实，摆明了观点，虽然没有说服对方，但消除了一些误解。两场讨论会都在激烈但友好的气氛下进行，是一次难得的学术争鸣。

　　　　二、过程

　　其实，召集中外年代学学者齐聚华盛顿面对面地辩论并不是我个人的主意。早在2001年的夏天，倪德卫就约请我组织这样的一场讨论会，他还亲临剑桥与我商量；其中还得到艾兰(Sarah Allan)的帮助与支持，讨论会才能顺利召开。

　　这次中外辩论最大的特点是开诚布公，观点鲜明，坚持己见，但又互相尊重。早在开会前的两个多月，论文和圆桌讨论会的问题就已内部流通，所以双方都可以按对方观点组织和调整发言，讨论因此很有针对性。

　　首先举行的是4月5日下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交流与争鸣”的小组讨论会。发言的次序和论文题目如下［这组文章将在美国的《东亚考古杂志》(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发表］：李学勤，《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和成果》；张培瑜，《文献中夏商周天象和年代信息的分析研究》；倪德卫，《三代年代工程：两种定年方法》(The Three Dynasties Chronology Project:Two Approaches to Dating)；邵东方，《关于今本〈竹书纪年〉的争议和三代年代的关系》(Controversy on the "Modern Text"Bamboo Annals and Its Relation to Three Dynasties Chronology)；张长寿，《沣西的先周文化遗存》；仇士华，《碳十四年代测定与夏商周年表的关系》。

　　圆桌讨论会是在4月6日晚上举行，由夏含夷轮流提问，各位学者作答。两次讨论会各有近百人参加，会上都留有少许时间让听众提问或者发表意见，台上台下热闹非常。

三、论争

　　无论在小组讨论会或者在圆桌讨论会上，讨论都很热烈。总结其争论的主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断代工程的成果是否受政治影响

　　这个问题不论汉学专家还是一般公众，都颇感兴趣。海外新闻媒体曾对断代工程发过两次影响较大的报道，首先是Bruce Gilley在《远东经济评论》发表《中国：民族主义发掘未来》一文，之后有上述《纽约时报》的文章。这两篇报道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组织并拨款资助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目的是证明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倡导民族主义，培养爱国思想。所以两篇文章都提到工程考订夏代距今已有四千多年，是民族主义在作祟。

　　倪德卫却从另一个角度评论断代工程与政府的关系。他认为西周年代学还有很多基本问题未能取得共识，断代工程匆匆发表一张不成熟的年表，是受政治影响所至。更遗憾的是，这样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竟然是在中国政府的权威领导下出现。这样一来，不单让中国政府的权威承担不必要的风险，还鼓励非专门从事年代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博物馆人员、学生和记者等，不经思考地接受这个年表。任何年代学的研究成立与否，都应该通过严格的论证，不能依靠政府权威。

　　为此，李学勤在私下讨论和公开发言时，都明确地指出工程一直贯彻“政府支持，专家负责”的原则。断代工程虽然有政府背景，但年表中的每一个年代，都是专家们独立探索的结果，政府并没有暗示某个年代要如何定，专家们的意见也没有受政府左右。

　　 （二）整合文献与考古材料的困难

　　如何整合文献与考古材料是断代工程在方法论上的一项挑战，这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李学勤承认整合文献与考古材料的困难。他说：“各个时间所遗留的材料和信息，在性质和数量上互不相同，研究这些时期所能采用的方法手段也不一样。怎能把有关的研究结果综合起来，形成前后一贯互洽的年表，相当困难”。面对这项挑战，李学勤指出断代工程采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办法。他说：“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方法的特点，是把与年代学有关的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天文学和科技测年技术等学科结合起来，进行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工程的各个课题和专题，都尽可能要求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承担”。

　　断代工程的研究途径，不外从文字材料（包括古代文献、甲骨文和金文）和考古（包括碳十四测年）出发。工程根据夏、商及共和以前的西周这几个历史阶段的不同情况，分别确定了以下的具体目标：“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倪德卫则提出历史文献定年与考古测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手段，是难以整合的。考古的绝对年代是通过碳十四测年技术获得，透过累积性的工作，一步一步接近真实的年代。我们可以说：“这是目前的结果，我们希望以后能做得更好”。他还指出，碳十四测年的结果永远是不完美的，现在的成果可以为将来打下基础。依靠文字材料定年则不一样，所定出的年代只有对或错，如果错了，惟有推倒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