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的研究有没有它特殊的研究领域？如何理解它的定位与边界？关于这个话题，当代学者提出了“边界移动”的看法，也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进一步的探讨。我们在这里介绍两位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

    金元浦在《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撰文认为，新世纪的学术转型是在社会转型、范式转换与学科重组中重新确定边界的过程，是文学研究发掘新的学科增长点，开拓新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有效途径。面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边缘化现实，我们理应给文艺学的变革以更大的耐心、热情，更宽容的机制和激发创新的良好环境。

    当然，这一转向，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理论，更不是回到已被我们抛弃的庸俗社会学。而将携带着文本中心时代所谓“理论革命”的全部成果，作为“前结构”进入新的批评时代。形式主义的、新批评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叙述学的、后结构主义的仍将作为丰厚的理论资源成为文化转向的一个必要前提。而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后殖民、女性主义、当代媒介文化则是它所由发生的理论的和现实的基础。文学的“文化的转向”是又一次创新，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是文学理论困境中的又一次突围。

    就像文学研究并不就是文化研究一样，文化研究也并不只是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作为学科大联合的事业，是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传播学、文献学，甚至经济学、法学所共同关注的对象。它的出现是社会巨大转型的产物；是文化在当代世界社会生活中地位相对经济、政治发生了重大跃升的产物；是人文社会领域范式危机、变革，需要重新“洗牌”——确定学科研究对象、厘定学科内涵与边界的产物。

    文化研究是多种范式指导下的各种不同的话语形成的共生并在又相互对话、相反相成的集合形态。每一种文化研究的话语方式往往都相对于文化这一巨大对象的某一层次，某一相位，某一侧面或某一维度；相对于某一语境，某一特定历时时段，采用某一特定的方法，从而揭示对象的部分特征，获得阐释的有效性，并具有相应的真理性。各种不同话语——文艺学的、社会学的、美学的、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的会通与集合，它们之间的由部分而整体、整体而部分的循环，引导我们不断接近当代文化的本相。可见，文化研究不可能由文学研究“独霸”或“独占”的。

    童庆炳在《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撰文认为，文艺学的边界当然是要移动的。但是，文艺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应该是统一的。文艺学以文学活动和文学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大致上是确定的，否则文艺学作为一个学科就不能成立。

    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已成为了当下富人、中产阶级、白领阶层喜欢进出的场所或热衷做的事情，这是一个事实，无人去否认它。但是，原本意义上的文学、艺术也同样存在着。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如反腐倡廉的作品，不但数量多，而且拥有大量的读者；历史题材的作品，“帝王系列”、“才子佳人系列”，也同样数量多并拥有大量的读者；就是那些所谓的“纯”文学，有很强的“文学性”的文学作品，如杨绛的《我们仨》，一印就是几十万，日本的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等作品，引进中国只有几年时间，但印数已经超过百万。

    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也的确没有不变的文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边界不是固定的，是移动的。但文学的边界只能是根据文学的事实、文学的经验和文学的问题的移动而移动。问题的核心仍然是，今天我们是否就可以撇开原本意义的文学，而把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等看成是文学？这种看法是现实的吗？

    有的学者认为，文学的边界的问题用得着这样下力气去讨论吗？当然用得着。因为在他们提出问题的背后，隐含了许多重大问题。比如，我们究竟处于什么时代？是后现代，还是现代，还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共存？又如，我们今天社会流行的“主义”是什么？是消费主义，还是求温饱“主义”，还是消费与求温饱并存？再如，文学是否会消亡，还是已经消亡？对于费瑟斯通一类学者的舶来品，我们是拿来就用，还是要加以鉴别和批判？当我们吸收外来东西的时候，是否还要主体性？对于今天高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我们是否要加以分析？在商业大潮面前人文知识分子是否要保持批判精神？等等。

（本文引自文化研究网，并有所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