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的三年翰林院待诏，对文徵明书法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他从京城回居苏州故里后，在书画等艺术方面的心态有了很大调整，学书的途径和取舍都有了很大变化，而且一生中的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书法作品，往往都是回居后创作出来的。本文就文徵明担任翰林院待诏这一简短的人生经历对他书法的影响作一较为翔实的探讨。
文徵明担任翰林院待诏的原因及此前的书法成就
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徵明是其字，后以字为名，而更字徵仲，又因祖上为衡山人，故自号衡山或衡山居士，也自称停云生。文徵明以其诗文书画等方面的才能，在中国书法和绘画史上都留下了很高的声誉。他的诗文很有才气，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等一道被誉称为“吴中四才子”。他的绘画成就也相当高，是画坛“明四家”之一，又是吴门画派的中坚与领袖人物，其画风影响广远。就其书法而言，更是明代一位集大成的书法家，篆、隶、真、行、草各种字体都有不朽的作品留世，尤其是他的小楷和行草，更是成就卓越。但这样一位才气纵横的人，偏偏在科举考试中屡试屡败，九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直到1523年，嘉靖二年癸未，时年文徵明五十四岁，经工部尚书李充嗣极力举荐，才被朝廷授予翰林院待诏一职。从文徵明九次参加乡试到被举荐入朝，这一过程似乎并不怎么重要，无需着过多的笔墨。但对于文徵明来说，为什么参加乡试屡次失败后还要再次应试？为什么到了五十四这样的年龄，还接受别人的举荐而入朝，并且对这一举荐还感恩不已？对于其中的原因，笔者认为很有弄清楚的必要。因为解答了这个问题，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文徵明自京城回居故里后，他的书法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对于文徵明来说，通过科举入仕，既是父亲文林的希望，也是自己的心愿。文徵明一家，自祖父文洪以来“始以文显”，父亲又是赐同进士出身，所以非常希望文徵明能通过科举入仕，在仕途上有所发展。文徵明很长一段时间跟随父亲在外，在父亲的监督下读书，因而“读书务稽古人之德，能自得师” 。并且，文林还给他请了很好的老师。例如，在文徵明二十三岁时，他“从学史鉴，且侍赵宽游” ，二十六岁时，“以父命从吴宽游，……（宽）悉以古文法授之，且为延誉于公卿间” 。文徵明在二十岁时，想从沈周学绘画，沈周开始不太愿意教他，其原因就是“不欲徵明以艺事妨举业” ，影响其仕途，这或许也与文林对文徵明的希望有关。文徵明的父亲和叔父都是关心国事、很有政治抱负的人，这自然也影响着文徵明形成了一种较为强烈的政治愿望。可以这么说，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始终是文徵明的处世宗旨，在他写的许多诗文中都表现出这种观念。如他在丁巳（1497）年所写的《寂夜一首》有句云：“少壮不待老，功名须及时，男儿不仗剑，亦须建云旗。三十尚随人，奚以操笔为” ？在癸亥（1503）年所写的《顾孔昭侍御起告北上》诗有句云：“心逐江流百折东，青山不似圣恩隆。著书偶作周南滞，簪笔还收柱下功” 。于正德丙寅（1506）年所写的《靖海元功》诗云：“谁说赤子不烦徵？须信王家有应兵。明主已隆裴相命，边人先识范公名。饶渠固磊攻皆克，凡此奇功断乃成。要使愚民知改辙，不妨京观筑长鲸” 。这些诗句，都比较明显地反映了文徵明在政治上的强烈愿望，很希望自己在仕途中有所作为。特别是他被举荐入朝，在翰林院担任待诏一职后，给李充嗣的书信中，更是明确反映了他热心于功名的状况。他在《谢李宫保书》中这样写道：“某家世服儒，薄有荫祚。少之时，不自量度，亦尝有志当世，读书缀文，粗修士业” 。同时，他还说：“科举之法行，则凡翘楚特达之士，皆于科举乎出之。于是乎有以功业策名者，有以文章著见者，有以气节行能见称于时者。问之，皆科目之士也” 。从中可以看出，文徵明对应试科举而入仕的途径是抱积极态度的，而且也很希望自己能一举成名。所以他在每次失败后，都将希望寄托在下一次，并相信自己终究有考取功名的一天，以至于连考九次。可偏偏他仕途不畅，九次应试都落榜。这对他经世报国的心愿来说，无疑是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尽管他受到打击的次数不少，但热心入仕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变，所以，在他五十四岁时，也就是他第九次参加乡试不售的情况下，李充嗣举荐他入朝，他还是欣然前往。并且，当他被授予翰林院待诏后，他专门诚心诚意地写了《谢李宫保书》给李充嗣以表谢意。同时，他也希望这次举荐是他人生的一次转折，能使自己在仕途有所作为。这种思想在他刚到京城后所写的《郁裕州忠节诗》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其诗云：“仓皇战守强撑之，力尽孤城竟死之。不谓真卿能备寇，终然南八是男儿。尘昏何处归辽鹤？月黑空山叫子规。不负平生忠孝志，故人亲勤墓碑前” 。这“不负平生忠孝志”不正是文徵明自己的意愿和当时的壮志豪情吗？
正是因为文徵明有这种政治抱负，所以，他在被举荐入朝之前的时期，虽然在书画等艺术方面有了一定的投入，但很难说潜心于书画等艺术，因为他始终心中牵挂着科举应试这一事情，而书画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的一种“业余雅好”，他自己也认为“画是生平业障” ，对于书法的态度，大概在那时也是如此。甚至他开始发奋习字的主要原因也应归功于他十九岁参加岁试时，字写得不好被宗师批为不佳、置三等这件事情，并且在当时他主要以《千字文》为范本，日临数遍。可以想见，他当时的主要目的是将字写好，而没有真正将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去追求。另外，当时朝廷以八股取士的方式，对于文徵明这样的艺术人才来说，也有很多不利因素。八股文为当时朝廷科举考试的唯一文体，可是文徵明不喜欢八股程式文，而只喜欢研读《左传》、《史记》、《两汉赋》等古文。他在《上守谿先生书》中写道：“某亦以亲命选隶学官，于是有文法之拘，日惟章句是循，程式之文是习，而心中窃鄙焉。稍稍以其间隙，讽读《左氏》、《史记》、两《汉书》及古今人文集，若有所得，亦时时窃为古文词。……惟一二知怜之，谓‘以子之才，为程文无难者，盍精于是？俟他日得隽，为古文非晚’。某亦不以为然。盖程式之文有工拙，而人之性有能有不能。若必求精诣,则鲁钝之资，无复是望”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八股取士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艺术才能有所冲突，这也导致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彷徨于掌握八股文应试和热衷“复古艺术”之间，在这种矛盾之下，实在很难让他潜心于书画等艺术之中。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概在他二十多岁至五十岁之间的这段时期，他在书法方面的取法也渐渐广泛，但成就不是很大，那时的书法水平，别人还有所微词。张宣在《西园题跋·题京兆真迹》中这样说道：“人不可无年，不惟文章，即临池家年亦不可少也。近代如文太史徵仲、祝希哲二公，余数见其真迹，徵仲虽年已耳顺，结体时有出入” 。我们从这段话中可以得知，文徵明书法的成熟时期是在他的晚年，这与他晚年功夫的老到当然很有关系，但最主要的应该是他后期在书法上的取法和他对待书法的心态。当然，他的书法在五十岁以前，所学字体涉及的范围也是较广的。从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来看，在这段时期内，他在真、行、草、隶等字体上都花了不少功夫，并且可以看出，他此时主要以智永为基础，并广泛学习宋、元诸家，有时也临写晋、唐时期的书法，但以宋、元为多。就小楷而言，文徵明在这段时期的早期极力学习赵孟頫的小楷，这在一些作品中有所表露，有一段时期，他还临习欧阳询的楷书，并且还以这种风格创作了一些作品。稍晚一点，他又想把晋唐小楷的风格和赵字的风格结合起来。接近五十岁时，还学过一段时期的颜体，例如他四十九岁时写的《明故黄君仲广墓志铭》，就带有很浓的颜体味道。他在这段时期的行书，取法较广泛，学过《圣教序》，也学过苏东坡和米芾，当然以取法康里子山的笔法为较多，作品中有一种清劲爽利之气，例如他在二十几岁时写给蔡羽的书札《册页帖》和《子西集帖》，这两件作品就比较明显地反映了这种特性。蔡羽与文徵明定交较早，据周道振考证说，文徵明与蔡羽在明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公元1488年）就定交，那时，文徵明才十九岁。《册页帖》是文徵明二十二岁前后所写，署款采用花押的形式，这在他早年的书札中是较少见的。而《子西集帖》是文徵明二十五岁左右时所写。王世贞在《弇州山人四部稿·文太史云山卷后》中这样评价文徵明在这段时期的行书：“书法圆熟，翩翩出晋人。比之晚年，少骨多韵” 。文徵明在这段时期的草书，主要取法于智永的草书《千字文》，当然，此时对怀素的草书也下过不少功夫，从他所写的草书作品《次韵答汤子重病中见寄诗》，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他此时的草书受怀素的影响是很大的。作品中法度严谨而自在，流露出简洁淡雅的气韵。至于这段时期的隶书，文徵明写得也不少，能代表这一时期隶书面貌的要数他三十九岁时所写的《内翰徐公像赞》。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此时的隶书作品为古隶，用笔虽然方圆并使，但还是以方笔见多，而结体则多处采用篆书的写法。他隶书的取法，主要取法《受禅表》和《上尊号》。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徵明在被举荐入朝之前，他心里最牵挂的应该是应试科举而进入仕途这件事情，在他心目中，这是正道，是儒者的必由之路，这与子夏所说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以及孔子所倡导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因为这种思想的存在，导致文徵明在这段时期很难全身心地投入到书画等艺术的学习与创作之中，因此，后人对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有所微词也是合乎实际的。
三年翰林院待诏对文徵明书法的影响
三年翰林院待诏虽然短暂，但对于文徵明来说，在书法方面所带来的影响相当大。这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反映：
一． 经过三年的翰林院待诏生涯，使文徵明的心态更加平和，能潜心于诗文书画等艺术的创作。
文徵明在京城担任翰林院待诏的初期，激情很高，非常希望自己能在翰林院立足，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但由于文徵明毕竟不是进士出身，只是一个靠举荐而授予的从九品官，这对于进士出身的翰林院许多人员来说，确实微不足道。我们先了解一下当时翰林院的设置情况以及文徵明在翰林院的地位。《钦定续通志》记载：“翰林院，明置。翰林院学士一人，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以考议制度，详正文书。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侍读、侍讲各二人，掌讲读经史。五经博士九人，掌专经，讲经义。典籍二人，侍书二人，待诏六人，孔目一人” 。《明史》又记载：“翰林院，待诏六人，从九品，不常设，待诏掌应对” 。由此可见，文徵明在当时翰林院的地位是相当低的。而且，不是进士出身的文徵明，在翰林院的一些人眼里，自然也不受重视，导致他在京城没多久就想回家。《艺苑卮言附言》记载：“待诏以荐起，预修国史。北人同馆局者从待诏丐画，不以礼，多弗应。辄流言曰：‘文某当从西殿供事，奈何辱我翰林为！’待诏闻之，益不乐，决归矣”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文徵明在京城不长的时间里，写过许多怀归的诗句。他在到京城上任不久后所作的《潦倒》诗中有句云：“北土岂堪张翰住？东山常系谢公情。不须礼乐论兴废，毕竟输他鲁两生”。当然，最终促使他坚决辞官回家的应该是朝廷的政治昏庸，尤其是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所发生的“大礼之争”这件事情，更使文徵明回家的心意已决。当年七月，因为明世宗想再次加封章圣皇太后的封号，引起群臣伏阙哭谏。明世宗一怒之下，命令逮学士丰熙等百三十有四人下狱，吏部右侍郎何孟春等八十有六人令待罪，并且还有数位五品以下的官员被当场杖打而死。因为这样一件事情，极大地破坏了“刑不上大夫”的老规矩，同时，更让“可杀不可辱”的文人们深感朝廷的昏庸和仕途的险恶，所以，在“大礼之争”前后，先后有不少朝廷大臣纷纷辞官隐退。文徵明由于“大礼之争”案发前不久，左臂摔伤而不在场，侥幸免了棍棒之苦，但这件事情对一生谨慎的文徵明来说，震动非比寻常。自那以后，他归心日益加剧，经前后三次乞归，最终获准，于1526年10月10日起程离京，次年春夏之交回到苏州老家。此时归来的他，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感和轻松感，当即写出了《还家志喜》的七律，其中有诗句云：“林壑岂无投老地，烟霞常护读书台。石湖东畔横塘路，多少山花待我开” 。诗句中无不表达了文徵明归来后寄身山林之游的意愿和如释重任的喜悦心情。此时的他，经历了仕途的坎坷，体验了仕途的险恶。能无恙归来，心中庆幸不已。此时，他再也不用去应试那枷锁似的八股文，也不用如履薄冰似的体验官场的风险，总算可以安安心心地作一个真正的文艺人。于是他在住宅东边又建了一小室，取名为“玉磬山房”，用作吟诗、写字、绘画的场所，又“树两桐于庭，日徘徊啸咏其中” ，过着那种“人望之若神仙”的生活。
由于文徵明回居苏州老家后，心中已经完全没有了政治抱负，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诗文书画等艺术方面的创作。从书法方面来看，他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在书法的取法方面，他更加致力于取法晋唐；在书法的创作心态方面，更加理智和冷静。
文徵明自从乞归之后，潜心于诗文书画。《弇州山人四部稿》记载：“先生归，杜门不复与世事，以翰墨自娱” 。在书法的取法上，他致力于钻研晋、唐书法，力求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因此，在楷书（尤指小楷）的取法上，文徵明在汲取欧阳率更书法的精髓后，又极力参入王羲之的笔意，也时时在字里行间流露点赵孟頫的韵味。因而在六十岁以后的书法，就小楷而言，他能写出颇具欧阳特色的楷书，也能写出极具晋人气韵的作品。例如他在六十六岁时写的《嘉定新建思贤堂碑》和七十一岁时写的《辞金记》，欧体的味道非常浓厚，险劲犀利的风格在作品中流露无遗。文徵明以前用欧体写小字难以达到“宽绰有余”的境界，但《辞金记》这幅作品则写得从容自如。所以周道振先生在《行书大师文徵明》中这样评价：文徵明归田以后的小楷，“虽或仍有欧的面貌，但欧字紧，文较宽；欧笔在凝，文笔在展，已没有初学欧时那样，楷书略带板滞” 。文徵明在六十三岁时所写的《石冲庵墓志铭》，用笔含蓄温和而自然朴雅，以《黄庭》为主调，但欧、赵的影子也依稀可见。尤其是他在同一年所临写的《黄庭经》，吴德旋在《初月楼论书随笔》中这样评价：“慎伯谓自柳少师后，遂无有能作小楷者，论亦过高。米海岳《九歌》，赵松雪《黄庭内景经》，皆能不失六朝人遗法。但其他书不能称是，遂为识者所轻。文徵仲《黄庭经》亦与右军原书酷似，但用笔太巧耳” 。从文徵明所临写的《黄庭经》，我们可看出两个问题，一方面，文徵明对学习王羲之等晋人的书法下的功夫非常扎实，另一方面，他确实学到了晋人小楷的精髓。所以文嘉说：“小楷虽自《黄庭》、《乐毅》中来，而温纯精绝，虞、褚而下，弗论也” 。文徵明特别喜爱小楷，以毕生精力潜心于小楷之中，自得颇多，成就也最高。如他八十八、八十九岁时为蔡汝楠所写《四山五十咏》，精工细致，笔画挺直劲健，结体严谨而不失虚和舒坦。如此高龄还能写出如此精到的小楷，真令人叹为观止！他晚年所写的小楷名作很多，如《莲社十八贤图记》（六十岁书）、《小楷扇面》（七十一岁书）、《草堂十志册》、《赤壁赋》、《后赤壁赋》（八十六岁书）、《离骚经》（八十六岁书） 等等，件件都是精品。这些作品端庄严整，笔划线条较为清细，一字之内，布白非常均衡，无论横划、坚笔，都透出一种爽利秀劲的姿态。用笔上，大多入笔露锋，笔势清晰有力，顿按鲜明可辨。他这种起笔露锋的笔法，曾被人指责，如莫云卿说：“太史具有《黄庭》，而笔尖微，病在指腕，虽严端不废，未见岿峨磊落之姿” 。王世贞也说：“书，小楷赵不能去俗，文不能去纤，其精绝同也” 。文徵明晚年在小楷上摒去欧阳率更之体，尽得《黄庭》、《乐毅》之妙，足可称道，虽用笔尖微，只是小疵，无伤大雅。正如谢在杭所评：“古无真正楷书，即钟、王所传《荐季直表》、《乐毅论》皆带行笔，洎唐《九成宫》、《多宝塔》等碑，始字画谨严 ，而偏肥偏瘦之病，犹然不免。至国朝文徵仲先生始极意结构，疏密匀称，位置适宜，如八面观音，色相俱足，于书苑中亦盖代之一人也” 。清代朱和羹也评价说：“明楷以文衡山为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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