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风格的形成是艺术成熟的标志，艺术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艺术发展史上正是由于艺术风格的不断转换，才推动了艺术事业的不断发展。艺术风格的形成是艺术家在艺术实践中不断地进行艺术探索和创新的结果，是艺术家艺术创新精神的体现。中国书法艺术，从汉字起源始一直发展到现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在这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创造出辉煌的成就，为世人所注目，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过理论家们的不断研究总结和归纳出中国书法艺术风格转换的壮观历程：商周尚象、秦汉尚势、晋代尚韵、南北朝尚神、唐代尚法、宋代尚意、元明尚态、清代尚质。从这些风格的转换，可以看出中国书法艺术思想发展的基本思路，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书法家为推进书法艺术不断发展的创新精神和艰苦探索过程中所洒下的汗水和心血。对于这种创新思想和创新精神的研究，为我们理解和把握书法艺术以及在新时期推动书法艺术的不断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国书法的起源发展与中国古代文化有着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是中国古代文化、科技、政治、军事、经济等思想精髓的具体体现，难怪韩玉涛先生中《中国书学》开篇第一句话就写道：“书法者，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

    以汉字完型为主要目标而努力的创新阶段

    从中国汉字创始起就凝聚了中国古代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观察和研究成果，《周易?系辞》云：“古者疱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创造出中国古文字。“古文者，仓颉所造也。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2]文字的创造与对自然的认识如此相似，同出一辙，足以说明一切。

    中国书法的出现可以说与汉字的创造与生俱来，因为中国汉字的创造形式，就已经赋于了汉字最原始、古朴，并且具有丰富的内涵以及表现空间的审美意薀。为书法艺术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

    商周时期的书法，属于古文字系统的大篆，其本身即是“类物象形”的产物，是我国古代文字体现书法美的最初展示和开始散发其艺术魅力能量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书法风格形象奇古，并含有神密、威重、粗犷、醇拙、瑰丽、野而不文、书画同体而未分等于一体。“商周书法不但结体取法尚象，而且整体章法风格，在形式上也各随字形大小，使人顿生‘百物之状’‘各各自足’（米芾《海岳名言》之想。‘各尽物形，奇古生动’（康有为《广艺双楫·体变》）之感。但是归根结蒂，这应看作是积淀内容于其形式自身的尚象风格之美”[3]这种尚象倾向及其风格形成，不仅体现在书法上同时也体现在绘画、舞蹈等其他门类的艺术之中，《书益稷》云：“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绘）……”。

    这一时期的书法尚象倾向，一是与汉字与生俱来的肇于自然的特征所决定，同时也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人们的思想发展所处的环境是分不开的，古老、原始、神秘的青铜文化痕迹异常浓重“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成为书法艺术风格的主格调。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工具的改进，大大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尤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出现，各种新的思想，新的观点逢勃兴起，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文字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文字的发展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奠定的良好的基础，为适应社会发展的文字及书法艺术思变创新思想逐渐孕育而成。

    秦朝统一中国之后，社会各个方面的迅速发展，迫使文字进行快速发展，秦丞相李斯首先提出文字改革的倡议，这不仅是治理国家推动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随着人类思想发展文字进一步发展的必然。

    李斯以周宣王之世太史籀所作的大篆为蓝本，系统地加以删定整理，改变了大篆在书写中的繁缛特点以趋简易，建立了与大篆相比简便易写的文字统一书写标准，历史上称之为“小篆”。李斯小篆的通行，宣告了流行数千年来古文字的最后阶段，使汉字形体上发生了质的变化，“笔划粗细均一，圆润像筋，有玉筋篆之称，结体平整端稳，疏密匀称，字体略长，疏密相间，均衡稳定之中又显飘逸舒展。”[4]比以前的大篆易于书写了许多。从此汉字形体上的改革与创新便迅猛发展，可以说秦汉时期是汉字形体改革最为轰轰烈烈的时代。在秦代小篆作为官方标准通知文字广泛运用的同时，一种从小篆中脱变而出的书体——隶书应运而生，其显著特点是，与小篆相比结构删繁就简，趋于符号化；笔法由圆转变为方折，更有利于书写。

    隶书的出现冲破了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形声、假借六书的造字原则，为中国汉字向标准楷书发展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没字演进史上的重大转折。

    另外，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草篆，出现了章草，以及楷书的雏型，书体由大篆发展为小篆，由小篆发展为隶书，由隶书发展为章草就是为了便于书写，提高加快书写速度，草篆和章草的出现使之将这一特点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由于书写速度的加快，秦汉书法尚势倾向便更加明显。
秦汉尚势的书法风格特点主要表现在：体势飞动之上。东汉著名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蔡邕在其《草势》中总结到：“兽跂鸟跱，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

    尽管李斯小篆中仍遗留着尚象的痕迹，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大篆中那种“凝重”之象，而表现出“飞动”和“飞腾”之势。虽然秦篆中的“字若飞动”之势是一种较为隐含的“势”，但到了汉代隶书中所体现出的飞动之势已经最为典型，发展得最为充分。尚势之风秦代是序曲是开场，汉代才是高潮，充分反映了汉民族在当时的前进活力。

    从秦汉书法尚势倾向可以看出，秦汉时期的书法家正是抓住了商周尚象风格中的过于凝重和繁缛的特点，为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大开创新之路，变凝重为飞动，变繁缛为简易，并使以前的象形文字过渡为符号文字，为文字与书法的发展走上正确的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建立了中国书法史的第一座丰碑。

    晋代的书法以尚韵为主要倾向，这一时期文字的变革处平较为平和的阶段，（我们可以将这一阶段理解为汉字经过秦汉剧烈的变革之后的修正与反思阶段。）其书法的发展更多地体现在逐渐规范和完善的阶段，所以书法家有更为充裕的时间，体味书法的本质和书法与人的关系，再加上从思想上西汉经学统治走向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对人格精神的弘扬，自我价值的发现，所以反映到书法风格上所表现出来的则是气韵绝俗，风度翩翩。如果把汉、晋两代相比，那么，可以看出是“两汉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动的行为）让位于魏晋的五彩缤纷的人格（静的玄想）”[5]（李泽厚《美的历程》）。这种思想倾向不仅表现在书法上，同时在哲学、宗教、文学、风俗等也表现出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所以在这种环境中造就了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的书法家，并创造出辉煌的艺术成就。

    “晋书的尚韵及其成功，也离不开书体自律性发展的客观条件，这就是草书特别是行书在当时已崭露头角，而东晋书法家通过加工、创新，有可能把它推向高峰，有可能创为新体，使之体现尚韵的人格理想和时代风流”。[3：526]

    由秦汉尚势到晋代尚韵其风格的转换，晋人的高明之处就是完善了秦汉尚势书风以及飞速发展过程中，不及细想的地方，逐渐于以加工、创新而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与岂说是乖巧，不如说晋人抓住了书法发展中最为本质的东西，使其发展为书法史的又一高峰。
南北朝时期书法以尚神为其主要倾向，虽然今人将神韵经常连在一起，难以分开，但南北朝的尚神与晋代的尚韵又有着很大的不同。南北朝的书法风格倾向，是特定的历史时代和文化崇尚，特别是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这一种特定的文化氛围。大家都知道著名的“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均出现于这一时期，并且就书法而言，晋代以行书为时代发展的主体，而南北朝则是以楷书为主体，尤其是受北方少数民族较为原始、古朴、落后文化的影响，加上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与交汇，其书法风格更多地体现为雄浑、豪放、粗犷，但又不失其为法度，用通俗的话说，即粗中有细、放中有收、浑中有巧，与商周时期的书法风格既有相似的地方，但所站的高度却有大大的不同。

    在这种环境中所造就的特殊书体，在其风格上更多地体现为“重神采，轻形质，”更多地表现出人神相通（传神）“应会感神，神超理得”的特点（宗炳《画山水序》也就是更多的注重其书法内在机理的融汇于贯通。

    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创新就在于将中原传统书法的艺术成果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而创造出一种新的书体——魏体。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书法的兼收并蓄的特点和及其宽博的容纳性。不仅有沿着自身发展的规律向前发展，也能在不断的发展中吸收本土文化的精髓和文化成果，还能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并加以融汇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这也足以说明中国书法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也是世界文化中的精典文化。
以丰富书法艺术内涵为目标而努力的创新阶段

    中国历史发展到唐代，不论是从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艺术均发展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强民富，国家昌盛是我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国家强盛，民族兴旺的大好形势下，中国书法的发展也达到了我国书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书法风格以尚法为主要倾向，唐代书法尚法风尚，对书法的直接影响使中国汉字从产生起，经过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的发展走向成熟和规范。

    “唐楷扬弃了一切不规范的东西，使其成为单一程式化了的书法形式。”“书法被历史地称为‘法’，可见‘法’对于书法的重要作用”。[3：534]唐代书法尚法风格的形成，金学智先生在《中国书法美学》中谈到：“唐书尚法，溯其源流，应该说是从隋开始的。”其实这种说法，尚有欠缺。中国汉字从一开始就具有一定的规则，如造字的六种形式（即六书），这就是规则。常言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规则也就不会产生出中国的汉字。每一种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并走向成熟的过程，汉字的产生、发展，同样不能超越这一规律。而且从汉字的产生起，每一次的变革和新体的出现，都是不断完美和走向规范的过程。以至发展到唐代的达到完型，这也是汉字发展的必然规律，只是在唐代提供了这样一种条件和环境，否则，汉字的完型也可能是出现在宋代、明代或清代。所以，唐代书法尚法风格的形成不应视为始于隋，因为唐代书法风格的形成与其它朝代书法风格的形成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就象金学智先生所总结的“书法自律性历程进入到特定的阶段”所形成的。

    在这一因素的影响之下，唐代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首先是国家政府的提倡。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云：“考之于史，唐之国学凡六，其五曰书法，置书学博士，学书日纸一幅，是以书为教也。又唐铨选择人之法有四，其三曰书，楷法遒美者为中程，是以书取士也，以书为教仿于周，以书取士仿于汉，置书博士仿于晋，至专立书学，实自唐始。”而以书为教，以书取士，设立博士，专立书学都需要寻找法则，建立法式，制定规矩，推出典范。再加上唐太宗李世民，不但爱好书法，而且身体力行，大力倡导，“国家的政策也起着作用。”其次是唐朝的碑刻。中国书法史上出现过三次碑刻高潮：一是东汉未年的隶碑，二是北朝造像的楷碑，三是唐代严守法式的楷碑。楷就是法，就是式，楷书的风格特征是笔画详备，块架分明，应规入矩，有法有式，它最便于探讨和总结规律，树立范式典型，并予以普及推广。唐朝楷书做到了这一点，以至目前我们所使用汉字也无法超越唐楷所建立起来的规范和法则。第三是理论研究方面。唐代书法理论中，研究“法”的著作很多，并且趋于系统化。如欧阳询的《八诀》《三十六法》、李世民的《笔法诀》，张怀瓘的《论笔十法》《玉堂禁经》、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李华的《二字诀》、韩方明的《授笔要诀》、卢携的《临池诀》、林蕴的《拔蹬四字法》、陆希声的《拔蹬五字法》……。它们对于执运、点画、结体、章法提出了一系列的规则范式，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大大推动了书法的发展进程，同时对建立书法规则和法则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唐代书法风气、规模、成就，在中国书法史上不但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