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书势

    斯文始于汉代，由崔瑗《草势》启其端，为叙论颂美各种书体之“势”的通名。书势，指书体的形势、体貌、状态，是以成公绥之作换言《隶书体》，索靖作《草书势》而《晋书》本传题为《草书状》。书势为文体之一，仅见于汉晋南朝书论，与书法理论的发展和文学之时尚变迁有关。

    书势体裁，任昉《文章缘起》曾以崔瑗《草势》为例述之。其文兼乎赞赋，多用四字，兼以六七字等。文章想象瑰奇，铺陈夸饰，语皆华美，短小而有大赋气象。有些习惯性用语，亦时或见诸汉晋大赋，其渊源可知。值得注意的是，书势所言书体之风格美感，多有“仰观”、“俯察”或“远望”、“近(或迫、就)察(或视)”的认知与描写，颇具特色。例如：

    是故远而望之，摧焉若阻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 （崔瑗《草势》）

    远而望之，若鸿鹄群游，骆驿迁延；迫而视之，端际不可得见，指枘不可胜原。(蔡邕《篆势》)

    仰而望之，郁若霄雾朝升，游烟连云；俯而察之，漂若清风厉水，漪澜成文。( 成公绥《隶书体》)

    这种现象有三个渊源。一为古老的哲学观，如《易·系辞下》“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仰、俯之观和远、近之取。孔颖达《正义》释云，仰、俯之观“言取象大也”，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言取象细也”，“大之与细则无所不包也”，“举远、近则万事在其中矣”。二为文字观，《春秋元命苞》述仓颉“仰视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造文字”，《说文解字·叙》称“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未言俯、仰，而其义已备。造字若是，则书法审美亦须复本，归至于本源的自然状态而后方可。三为文学，如宋玉《神女赋》：

    近之既妖，远之有望。

    《文选》李善注云：“近者既美，复宜远望。”又《登徒子好色赋》有“意密体疏，俯仰异观”语，属意近似。又何晏《景福殿赋》云：

    远而望之，若？朱霞而耀天；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云。

    又曹植《洛神赋》云：

    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文章、书势均出于士大夫之手，有相同的观察和语言表达方式，是很自然的。再如，王逸《鲁灵光殿赋》有“瞻彼灵光之为状也”句，索靖《草书势》称“盖草书之为状也”；曹植《洛神赋》有“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语，《世说新语·容止》述“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晋书·王羲之传》评其书“飘若浮云，矫若惊龙”。观此沿袭之迹，自不难想见文学之于书法评论的意义。书法是抽象艺术，书势的文学描写多借助形象的联想与夸张，营造出物象生物的审美效果，以传神的方式，转达书法之整体性的审美体验。又以其和赋的关系较近，主观想象的随意性和为文而文的倾向都很明显，若无参照或专门研究，今人已经很难究其所指。唐以后书势再无续作，虽与赋的衰落有关，而其言语不能简洁明了地切中旨要，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二 铭

    铭，《礼记·祭统》云：“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也。”按，著功述德，传扬后世，为先秦古器题铭的普遍功用，其后自警寓志、颂美品物，亦皆用铭。就《全后汉文》所见，其时几乎无所不赋，无所不铭矣。
汉晋为铭，专用韵文。刘劭《飞白书势铭》以四字句为主，间为六字变化，富想象，丽辞藻，文则美矣，而达书理者鲜。鲍照《飞白书势铭》四字为句，尤其工致典雅。陆机《文赋》称“铭博约而温润”，此二铭叙事博而辞简，又不为诗歌之慷慨咏叹，深得其旨。以二铭相较，鲍铭辞不害志，文美而能近乎书法观察所得，实属难能。例如：

    秋毫精劲，霜素凝鲜，沾此瑶波，染彼松烟。超工八法，尽奇六文。

    首四句所言次第的毛笔、纸素、水、墨，而夸饰若是。八法，即八体，此引申为各种笔法，盖唐以前作字，主张各种书体之美兼融会通，故有是言，非后来之楷书“永字八法”。六文，指造字之“六书”，能尽其本源之自然美；或蔡邕《篆势》所谓之“六篆”，而趣旨如前。

    鸟企龙跃，珠解泉分。轻如游雾，重似崩云。锋绝剑摧，惊势箭飞。差池燕起，振迅鸿归。临危致节，中险腾机。圭角星芒，明丽烂逸。丝萦发垂，平理端密。

    描述如天花乱坠，洵美且异。如果对飞白书缺乏深刻的理解，就可能使这些原本传其神韵的夸饰，变成五里云雾，进而掩翳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其中有些词语本于前贤论书而稍加变化，兼有满足文 章和状美飞白书特征的双重功效；后世某些论书名篇，如《书谱》等，也于此中借鉴及变化为说。这表明，人们在对书法进行审美联想和表达时，其思维习惯、选取物象喻说的语言习惯等，颇多相似之点，亦不乏惊警词语的沿袭，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文体及其文学特点有关。又，《书断》述飞白书云：

    其为状也，轮 萧索，则《虞颂》以嘉气非云；离合飘流，则《曹风》以麻衣似雪，尽能穷其神妙也。

    “其为状也”，语出书势，随后叙美，用骈赋体，与其前后均为散文不谐。此非它，盖汉唐状说书体，为文已成积习，且飞白之妙难名，遂换言夸饰。轮困，转曲回旋；萧索，飘流往来繁密貌。语出《史记，天官书》：“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卿云。”《虞颂》，指虞舜之歌《卿云》。卿云亦作“庆云”、“景云”，日月光华所聚祥瑞之气，转曲飘流，似云非云，飞白之状像之。麻衣似雪，即《诗经·曹风·蜉蝣》“麻衣如雪”之换言，麻衣白色，配饰的韦韠也是白色，二者惟质地及颜色纯否有异，借以状飞白书因疏密而致颜色有浅深的离合变化，实则混然若一。由此可知，张怀瓘引经据典的夸饰描述，乃唐宋时以专用工具“木皮飞白笔” 所作，实物如初唐《尉迟敬德墓志盖铭》飞白书即是。《升仙太子碑碑额》兼为鸟形，余则并同。统观汉唐飞白，其始只是“八分之轻者” ，后乃推及诸体；传为蔡邕所创，二王等名家并皆善之，知其书写工具为笔，鲍照《飞白书势铭》“秋毫精劲”语亦是佐证。又据《书断》载记梁武帝与萧子云讲论飞白之事，推想其工具变化，或在陈隋间，而考察书论之文体、文学描写以有益于书法研究，此可见诸一斑。

三 赞

    赞，通讃，义为颂赞、称美。《文心雕龙·颂赞》云：“赞之义兼美恶，亦犹颂之变耳。”按，颂出于《诗经》，后世拟之，则韵文、散文兼用。就张怀瓘《书断》中的赞文而言，均用韵文，四字为句，专意褒美，正是《文心雕龙》所论“赞之为体，促而不旷，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其颂家之细条乎”之体制。又，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把赞分为杂赞、哀赞、史赞三类，杂赞“专意褒美”，则书论所见，多可归入杂赞类。又，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引西山云：“赞、颂体式相似，贵乎赡丽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顿挫起伏之态，乃为佳作。”所言作法和书言风格，《书断》赞文似之。又，吴氏分赞为史评散文和韵语两类，后者之得失与铭仿佛。

    古代书论中的赞文多附于叙事之末，如张怀瓘《书断》列叙十体书，各附赞文一篇。其中大篆、籀文之赞，颇能给人以启发。

    古文元胤，太史神书。千类万象，或龙或鱼，何词不录，何物不储。怿思通理，从心所如。如彼江海，大波洪涛；如彼音乐，干戚羽旄。 （《大篆赞》）
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担。仓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 （《籀文赞》）

    张氏不知大篆、籀文乃一体二名，强为之别异颂赞。前赞全凭想象，似是而非地按照象形字形体特征来造语虚拟，很能代表赞文泛文泛言而不切书旨的缺陷。后赞以唐代出土的石鼓遗迹为依托，叙事平淡，语言简质，然于思路反有壅塞之感，所谓“叶公好龙”者，张氏此赞似之。这种情形固然有书体认知上的缺惑，而最根本的，还是铭、赞类文体在叙事议论上的先天不足所致。或者说，韵文铭、赞之作宜虚不宜实，书法美的抽象性也是一种虚。以虚对虚，则神思驰纵，文学美将掩翳艺术美；以虚对实，则文既难佳，于书理亦难深入。

    又，岳珂撰《宝真斋法书赞》二十八卷，遍及晋唐两宋名贤遗迹，各附赞文。其赞或用史评散文之体，或以韵文三言、四言、六言、七言，以及近乎赋颂者，堪称赞文大观。比较而言，散文类如史家秉笔直书，文气激荡，论人说理，纤毫毕现；韵文多系称美之丽辞，或古或今，或雅或俗，亦皆有可观，惜议论难精，况说迂远。《四库全书提要》评其书云：

    至于诸家古帖，尤征人论世，考核精密。其文亦能兼备众体，新颖百变，层出不穷，可谓以赏鉴而兼文章者矣。

    所评既为其长，而长处亦自曝其短，耽于为文，淹晦书理，即在所不免矣。

    又，《书苑菁华》卷十八收《笔意赞》一篇，题下汝璨按语云：“《图书集成》作齐王僧虔撰。”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将其列入伪托，并略言其由。按，该文小序为散文，赞用四字韵语。依内容求之，则小序略见精义，而赞文浅白，不过指示初学门径；考其文体，赞同歌诀，与张怀瓘《玉堂禁经》中的《书诀》大体相同，仅“开张凤翼”句上脱漏“虚专妥帖，殴斗峥嵘”，二句以及个别字有异文。可以肯定，伪托者不明文体，以浅白之歌诀来代替造语“赡丽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顿挫起伏之态”的赞文。《法书要录》收李约《壁书飞白“萧”字记》一文，后为四字韵文赞辞四十句，正见其本色。此亦为文体有益于书法研究事例，特补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