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存南朝齐王僧虔(426—485)《论书》一文，实为王僧虔《答竟陵王子良书》与萧子良(460—494)《答王僧虔书》二篇。此二人相互论书答启，作于齐武帝永明初年，为古代最早书法评论专著。稍后，王僧虔创作《书赋》，其侄王俭作《书赋序注》，而竟陵王萧子良于永明五年(487)开西邸招集天下学士。“西邸雅集”延至永明末，在古代文化学术史上作出了卓越贡献，历代学者多有所论及。然而其书学研究及其成果，如萧子良《古今篆隶文体》、刘绘《能书人名》、王融《图古今杂体六十四书》以及王愔《文字志》，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趋湮灭，乃至被历史遗忘。本文将以考辨《论书》为切入口，对永明年间(483—493)的书学研究进行挖掘、清理、描述。当拨开历史的迷雾之后，展示在我们眼前的“永明书学”，诚可谓中国古代书学史上最为灿烂的篇章，甚至在中华文化史上，仍不失为光彩夺目的一页。
一 王僧虔《论书》考辨
今存王僧虔《书论》，自“宋文帝”至“韦诞”，初见于晚唐张彦远《法书要录》(约成于847—853年间，据余喜锡说；下简称《要录》)卷一。《要录》各本不一，后人解说亦多有歧异。
(一)《论书》的两宋本与明毛晋刊本
今通行本《要录》，为明毛晋刊《津逮秘书》本，卷一录王僧虔《论书》一篇，包括三段：“宋文帝”至“谢静、谢敷”为一段，“辱告并五纸”至“聊呈一笑，不妄言耳”为一段，“钟公”至“韦诞”为一段。北宋朱长文(1039—1098)《墨池编》卷四录王僧虔《论书》两篇(乾隆三十一年刻本第二篇题为《又论书》)，前篇为“宋文帝”至“谢静、谢敷”一段，后篇为“辱告并五纸”一段，无“钟公”以下一段。朱氏于第二篇后注云：“此篇当是僧虔与人书耳。张彦远《要录》与前篇合为一，非也。今虽别之，但编简脱缪，不能完备耳。” 可知朱氏所见《要录》载《书论》仅“不妄言耳”以上两段，原为一篇。朱氏所见《要录》北宋本当接近原本，明刊本为后传本，据已知文献资料，两本有较大差异，笔者拟另文专门讨论。
南宋陈思(开庆，1259年间出家)《书苑菁华》(下简称《书苑》)卷十录王僧虔《论书》、《又论书》两篇，与《墨池编》略同，但《又论书》篇尾多出“钟公”以下一段。 毛刊《要录》本，恐是参照《书苑》，取其全部文字，又恢复原本旧题，将两篇合为一篇《论书》，即为今日所见这种面貌。
《书苑》本多出“钟公”以下一段，原本何处?北宋李昉《太平御览》(成于983年，下简称《御览》)卷七百四十八收王僧虔《论书》三条，即“王平南廙”，“中书令王泯”，“钟公”三条， 前两条见于朱长文所谓“与人书”以上一段，后一条与《书苑》本多出一段中“钟公”条略同，可知《书苑》本多出一段或有所自，非移花接木。
《御览》明记，收《要录》一条，另外引书篇目有赵壹《非草书》、卫夫人《笔阵图》、王右军《笔阵图题后》、虞拆《论书》、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庾龢《论书》、袁昂《古今书评》、江式《论书表》、李嗣真《书后品》、武平一《法书记》、徐浩《古迹记》、何延之《兰亭记》、张怀瓘《书话(当为“估”)》、《议书》、《叙书法》、《书断》等，都见于《要录》。由此可推知，王僧虔《论书》极可能亦出自《要录》。
据朱长文按语，其所见本《要录》原载王羲之《自叙草书势》一篇。 《御览》早成于《墨池编》(成于1074年)约九十年，卷四百七十九亦收入王右军《自叙草书势》一大段，可推断朱氏所见本《要录》与《御览》所据本《要录》当为同一系统。《书苑》则改题为梁武帝《草书状》。今存毛刊本《要录》却无此篇。那么《御览》中王僧虔《论书》为何有“钟公”条，而《墨池编》本中则无?这或许是朱长文篇后所言“编简脱缪，不能完备耳”。
总之，《要录》北宋本与毛刊本虽说分为两个系统，且今存《墨池编》所据《要录》收王僧虔《论书》脱漏“钟公”以下一段，但毛刊本所收《论书》，与北宋本大致相同，换言之，毛刊本所收《论书》，大致能见出《要录》初本《论书》的原貌。
(二) 如何理解《论书》文本
王僧虔《论书》中间一段，明显为与人书启，且语意完足，与前后两段条叙书家人名迥然有别。《论书》篇首一段，亦见于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王僧虔传》，亦题为《论书》，文字颇有出入。 朱季海《南齐书校议》以为“子显于原史有更改”，并据《要录》本校勘。 下文详述，这里须指明一点，本传《论书》为“宋文帝”至“康(原作“庾”)昕”，而《要录》本多出“孔琳之”、“谢静、谢敷”三人文字；前文已有“孔琳之”，后“孔琳之”为复出，此条亦见于张怀瓘《书断》引“王僧虔云”， 当为后人缀加。“谢静、谢敷”一条则不详所出。
《南齐书》本传所记，过于简略乃至窜改，给后人理解造成极大困难。唐李延寿《南史》本传与之略同。《要录》本显然受“本传”束缚，拼凑缀合而形成如此错杂面貌。朱长文所见本又脱漏“与人书”后一段，且无法猜测脱漏于何处。《书苑》本缀补这一段，补在“与人书”之后，恐怕也是出于无奈。还有明王世贞《古今法书苑》收王僧虔《又论书》，不取《书苑》本，又在“与人书”后缀补“钟公”一条，恐径直将《御览》所录移至此处。 面对这种种文本，自然后人见仁见智。
近人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卷四该篇解题，赞同朱长文所谓“与人书”的观点，但不同意朱氏将《论书》一分为二，以为《要录》“本为一篇”，即“与人书”和前段都是与人书启。“解题”还进一步考证，此与人书启即是僧虔《答竟陵王子良书》。其理由有两条：一是唐窦？《述书赋》注曰王僧虔《答竟陵王子良书》云云，而《论书》篇中“论述”诸人之书，即为窦氏所谓“评议无不至当者”；二是篇中自称仆又有“承天凉体豫，欲复缮写一赋，倾迟晕采，心目俱劳，承阅览秘府，备睹群迹”诸语，“亦似对竟陵口气” 。这种“答启”附“论书”的解释，似乎解决了原篇行文不一的矛盾，而“钟公”以下一段．“解题”则没有言及。
清严可均编纂《全齐文》，对王僧虔《论书》多有考辨，其结果是将该篇一分四：(1)“宋文帝”至“谢静、谢敷”一段，仍题为王僧虔《论书》；严氏按云：据《述书赋》所谓“王僧虔《答竟陵王子良书》”云云，“此论为答竟陵王明矣”。严氏又注云：略见《南齐书》、《南史》本传，又《御览》引两条。这或许是仍因袭旧题的理由。(2)截割“与人书”，“辱告并五纸”一节题为萧子良《答王僧虔书》，并移入《全齐文·竟陵王集》。其依据是，唐张怀瓘《书断》“左伯传”引萧子良《答王僧虔书》“子邑之纸”以下八句，即见于“辱告”此段。(3)“与人书”中“承天凉体豫”一节，改题为王僧虔《与某书》。严注云：“从梅鼎祚《文纪》，割为《与某书》。”(4)“钟公”以下一段，附于《论书》之后；“钟公”条注明出自《御览》，其余未加说明。”
我们以为，余绍宋未细检《书断》，仅据《述书赋注》推断“与人书”为《答竟陵王书》中“答启”，诚误；而所谓“似对竟陵口气”更属臆测。严可均据《书断》引语，判别“与人书”中“辱告”一节为萧子良《答王僧虔书》诚是，但割袭“与人书”实属武断，明人梅鼎祚《文纪》不足据。其实，《书断》篇尾“评曰”引萧子良语：“崔、张以来，归美于逸少，仆不见前古人之迹，计亦无过之。” 亦见于“与人书”中“承天凉体豫”一节，严氏未审，将此节误题为王僧虔《与某书》。
至于说“口气”，“与人书”中所言：“昔杜度杀字甚安，而笔体微瘦；崔瑗笔势甚快，而结字小疏。居处二者之间，亦犹仲尼方于季孟也。” 此段赞许处于杜、崔之间者，即是指僧虔，萧子良小于僧虔34岁，于建元四年(482)六月受齐武帝封为竟陵王，时年22岁。 是年九月，僧虔拜“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其固辞不拜，上优而许之。改授“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大”。 其“改授”恐在岁末或永明初年。僧虔位居朝宰，德高望重，又通文史，谙单律，其书“雄发齐代”。其侄王俭，为齐武帝“左命功臣”，此时亦为朝宰。年方弱冠的竟陵王与威重朝野的王僧虔，其礼仪可谓微妙。竟陵王在《答王僧虔书》中省略对方的“称谓”，亦即是一种特殊的“口气”。《书》中所谓“承阅览秘府，备睹群迹”，亦即指僧虔职事之便，至于篇首称其“辱告”手书，“举体精隽灵奥，执玩反复，不能释手，虽太傅之婉媚玩好，领军之静逖合绪，方之蔑如也”，当是赞誉僧虔，若理解为僧虔《答书》，自称其曾祖王洽为“领军”，且以为其书不如年少的子良，子良虽说位高为封王，僧虔亦岂不是卑颜奴膝之极?因此，“辱告”至“不妄言耳”一段，当为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作于永明初，而僧虔卒于永明三年。
《论书》中“宋文帝”以下一段，严可均、余绍宋都推测为《答竟陵王子良书》，其依据仅只《述书赋注》。此注云：“齐司空简穆公琅琊王僧虔《答竟陵王子良书》，序古善书人，评议无不至当。本行于世，其真迹今御史大夫黎翰得之。” 据朱关田《唐代书法考评》，窦蒙此注补作于“大历(766—779)中叶，“黎翰”当为“黎幹”。 从注文看，还发现不了能与《论书》直接相联的线索，只知此《答子良书》文本早行于世。
今检唐韩方明(开元，785—805年间书家)《授笔要说》引初唐史学家姚思廉(?—637)奉诏论书云：王僧虔《答竟陵王书》云：“张芝、韦诞、钟会、索靖、二卫并得名前代，古今既异，无以辨其优劣，惟见笔力惊绝耳。” 此评即见于王僧虔《论书》篇首一段。是为能将《论书》中除萧子良《答书》之外的文字，判为王僧虔《答竟陵王书》的惟一直接证据。惜严、余未察，遂出现诸多误解。
(三)唐代传本辨析
史料无征，不详初唐姚思廉所见僧虔《答竟陵王书》是世传本，还是真迹本。明言其真迹，唐代文献仅此一见，恐私家传移，世间鲜为人知。《书断》(成于727年)所引萧子良《答王僧虔书》当为单行本，尚未讹变成《论书》，所引“王僧虔云”诸条，未言及篇名《答竟陵王子良书》，因而不是援引窦蒙注所谓“世传本”，当然更非真迹本，那么《书断》所引本于何处，是否本于《南齐书》或《南史》(成于659年)本传所载《论书》?笔者将《南齐书》本、《书断》所引诸条，《要录》本进行对校，发现《南齐书》本(《南史》本略同)不仅是前述删节篇名，段落，而且还有适己之私的窜改。这里略举三例。其一，删去姚思廉所引条中的“古今既异”，其下句“惟见笔力惊绝”即变调。《南齐书校议》亦言及此条。《书断》所引与姚思廉同。其二，窜改《书断》所引“孔琳之”条，删“二王已后，略无其比，但工夫少，太自任”，并作窜改，使之面目全非，于是出现孔琳之条二种，《要录》本中遂有复出。其三，《书断》引王僧虔云：“献之骨势不及父，媚趣过之。”抑大王而扬小王。 《南齐书》本则篡改为“郗倍草亚于右军，郗嘉宾草亚于二王，紧媚(脱“过”字)其父。”萧子显(约489—537)为何要更改“二王”，尤其是“抑大王而扬小王”?编著《南齐书》曾奏请梁武帝，王僧虔的“二王论”恰好与梁武帝的书学观点相牴牾，萧子显肯定不敢实录。 因此《书断》所引又非《南齐书》本，在《述书赋注》所言“世传本”、“真迹”之外，又有一署名王僧虔但无篇名的版本。至窦蒙补注时(约790)，至少“世传本”尚存，而《书断》所引本不详。
晚唐张彦远(据卢嘉锡考，约生于元和十年，815年)编纂《法书要录》距窦蒙补注时约六十年左右。《要录》收僧虔《论书》，定出自民间俗传本。此俗传本当产生于这六十年间。
其间，原两篇《答书》(或《书断》所引本)如何讹变成俗本僧虔《论书》，难以猜度。另外，窦蒙所言“世传本”何时脱漏“答启”文字，仅残存“条叙书家”文字，也无法推测，拙文《<采古来能书人名>质疑续》考证，该篇伪托时间在唐韩方明《授笔要说》之前，即唐贞元(785—805)之前，其文字抄袭《答竟陵王子良书》“钟公”到“韦诞”诸条。 可知窦蒙所言“世传本”在《授笔要说》之前还有“钟公”至“韦诞”一段中文字。
且无论如何，我们以为，俗传本虽名为《论书》，实则王、萧二人往来之书启，两篇书启之并合必非偶然，当有意为之，后辗转传抄而错漏讹谬，全失旧题，故有人依《南齐书》、《南史》本传，给此本冠名为王僧虔《论书》。
(四)王、萧两个相互论书答启
根据前述考辨分析，可以断定：
(1)“辱告并五纸”至“聊呈一笑，不妄言耳”一段，实为萧子良《答王僧虔书》，当恢复旧观。
(2)“宋文帝”至“谢静、谢敷”与“钟公”至“韦诞”两段，当并为一篇，是王僧虔《答竟陵王子良书》，当恢复原题。此“书启”文字已佚，仅存其中或所附论书部分，其书家次序混乱，当维持原状。复出“孔琳之”条亦依其旧，当注明前条，即与《南齐书》本同名条，为伪作。
(3)二“启”之先后，难以确断，但从评议观点看，恐王“启”先于萧“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