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是中国书法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革的一个世纪。在这百年间,中国书法经历了痛苦艰难的新旧蜕变的过程,最终彻底摆脱了实用性的制约和旧式修养观念的局限,以新的艺术观及其创作方法与审美效应,展示其艺术本体意义上的独立的存在价值与美学意义。整个二十世纪,展现了这一蜕变的完整过程, 即“旧书法解体一一迷惘彷徨——新书法建设”三步演变的过程。书法本是应社会生活实用之需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实用性与艺术性合一的艺术形式。古代书法遗存,无论手书墨迹还是刻铸铭文,其作品形制与书写格式等,一般出自某种实用用途的需要或者说受其很大的制约,如尺牍、文稿及各种刻铸铭文的书写即是如此。故传统的书法创作,以依附于实用书写并加以艺术表现的寄寓性创作为基本特征。而出自纯艺术追求的、以抒情为目的的独立性创作,元代以前出现的不多, 如唐代《古诗四帖》、《自叙帖》、高闲《草书千字文》及宋代黄山谷《廉颇蔺相如列传》、米芾《吴江舟中诗卷》等草书、行草书手卷堪称杰作。独立性创作的形式又如书扇,古代纨扇、折扇书法,有许多妙作传世,尤其是在明代达到一时高潮的折扇书法杰作,有大量遗存,令人赞叹。立轴形式(条幅、对联、中堂、条屏)初起于宋元,至明代大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种纯艺术欣赏性的“立式”书法创作幅式的盛行,具有深远的发展前景。近现代出现并流行起来、在当代极为兴盛的“展览”形式,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尤其是明代中、后期以及清初明遗民的大幅、巨幅作品,以其尺幅之大、气势之宏、个性之强烈,震撼历史。清代则有扬州八怪以及诸多碑学书法杰作在形式与意趣变异上的新创, 给后世书法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借鉴。尽管有一些属纯艺术创作方面的成果,但就书法在当时时代整个社会文化环境中的生存方式来说,书法的另一面——应付社会生活实用需要,仍是其主要的功能。书法的最基本存在价值仍体现在:一、作为谋求仕进的入门之阶;二、士夫文人修身养性的一种行为。在一般士夫文人对书法的态度及参与书法活动的性质来看,第一点是其人生的前期工夫,第二点是其人生的后期工夫。在科举过关前,他们苦攻馆阁体书法,应制而作,这一实践积累,既在书法上打下了基础,又深深地留下了束缚之痕。明智的士夫文人往往在仕途得意后,转而力挣束缚,趋求个性解放,并以书法作为修养的方法。
书法的这一社会生存状态,延至清末被打破。随着西方列强对封建末世闭关自守的中国的侵略,其科技、文化、教育等也在向中国产生日益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与渗透,中国人从此也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必须自强才有出路。所以,西方具有侵略本质的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渗透,与中国人谋求自强的自觉接受与利用,使中国的近代科学文明在清末民初得到迅速的发展,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各方面都发生了变革。积弊已深的科举制度被否定,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 9 0 5年),科举制度被宣告废除,与之相应的旧学风气也被迅速兴盛起来的新学(办学校)之风所取代。旧科举的以馆阁体取仕,换一个角度看,毕竟也是学书风气长盛不衰的重要的社会基础——由此可登仕途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 而西学东渐、中国人接受西方近代观念的必然历史结果,使馆阁体书法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价值。同时,西方硬笔书写工具在中国的迅速流行与普及,又使书法失去了其具有广泛性的实用意义,毛笔书法在社会实用范围内的用武之地越来越少。这一社会变革的不可抗拒,曾一度引起众多将书法视之为国粹的文人们的惶恐,民国时期至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五十年代,均存在着主张中国文字的发展走拉丁化道路的思潮,那就更是要把书法推向绝境了,从而形成了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半个多世纪中国书法的迷惘彷徨期。在这期间,许多热爱书法的人们在思索中国书法的前途,寻求新的出路。幸运的是,毛笔书法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因其所具有的微妙的艺术感染力和发展潜能,在这一社会潮流中不但未被遗弃,反而促成它在现代历史条件下确立了自己的新位置——向纯艺术的方向发展。书法艺术依赖着相当一批具有深厚传统文化修养、挚爱书法的画家、学者(包括高校的美术、文史教师)、社会名流,加上为数不多的自由书法家,得到沿续与发展。
在这迷惘彷徨期中,书法虽未遭受到消亡的命运,但也未能“热”起来,只是维持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维持,并非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也出现过一些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的事件,如书画相兼的艺术社团出现很多,尤其重要的是1 9 3 2年于右任创建的标准草书社及其社刊《草书月刊》、1 9 4 3年由1 5 0余位政界和文艺界知名人士在重庆发起创建的中国书学会及其会刊《书学》杂志,又有共和国成立后、“文革”运动前北京、江苏、上海、广东、浙江等地书法印章研究社团的相继成立与活动,标志着中国书法的创作与交流活动正在日趋独立与专门化。随着画展形式成为流行的作品展示与交流的形式而经常化,也常有书、画并举的展事,并出现了专门的书法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五十、六十年代作为中日文化交流而多次赴日举办的“中国现代书法展览”,向全国各地名家征集作品,是具有半官方性质的全国性书法展,正可视作在新时期兴盛起来的“全国展”的前身。
在这一阶段,书法理论研究十分薄弱,然而梁启超、宗白华对书法艺术的理论定位与评价却是可谓之石破天惊的。梁氏1 9 2 6年在清华学校教职员书法研究会讲演中断言:“如果说能够表现个性就是最高美术,那么,各种美术以写字为最高”。宗氏在中国哲学会1 9 3 5年年会上的演讲中则盛赞书法是“一种表达最高意境与情操的民族艺术”;“我们几乎可以从中国书法风格的变迁,来划分中国艺术史的时期,象西洋艺术史依据建筑风格的变迁来划分一样”。两人的高论,与当时中国书法所处的社会地位极不相称。长期处于低迷彷徨状态的书法,在号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政治劫难中却意外地“热”起来了。“大字报满天飞”是这一场浩劫的显著特点之一,这“大字报”竟成了书法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不期然而然的结果是,这十年浩劫给无数人以政治上的迫害和精神上的摧残的同时,其另一面,作为政治斗争工具被利用得很热的毛笔书法,经过这一时期的群众运动,变得非常地普及。本有书法根基与一定书法水平者,无论是造反派写批判性大字报,还是被揪斗者写检查交待,客观上其毛笔书法普遍得到锻炼。1 9 7 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更给书法带来了好运。因中日间友好交流的需要,书法艺术首先得到中央与政府的重视,受到优待,得到保护与发展,由外促内,书法活动日趋频繁。老前辈们得到“解放”,中青年也表现得很活跃,书法艺术比其他艺术较早地吹拂到了春天的气息。
不可忽视的是,正值“文革”后期的1 9 7 3年1月号《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向日本推介一批中国现代的书法作品,尤其是确立了林散之、沈尹默、费新我、赵朴初、启功等老一辈书法名家在现代书坛的权威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代书法史的意义。上举诸老,加上沙孟海,对江、浙、沪、京、豫等省的书法振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影响全国。故可说,《人民中国》1 9 7 3年1月号的书法专辑拉开了新书法建设的序幕。
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后,书法艺术更迅速地得到发展,形成群众性、全国性的“书法热”,当代的一大批中年书法名家中,有相当一部分可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写大字报培养了书法兴趣,其后便一发不可收,随着政治形势的转向安定,他们的志趣有条件得到发展,经过勤奋研习碑帖,终而有成。这是否可称之为书法艺术经过一番被扭曲的历史命运的摆弄之后,“歪打正着”,由邪途终归入正道呢?1 9 8 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诞生,宣告了书法作为一门纯艺术的社会地位的真正确立。在“书法热”中,各种书法报刊的产生;各种国际性、全国性展赛和各种学术研讨会的此起彼伏;各种书法作品集、书学专著、论文集的问世;以至在大专院校中设立书法专科、本科、硕士点、博士点等,到这时,再大谈梁启超、宗白华对书法艺术的赞美,才得以“名实相符”吧!二十余年的新书法建设,在书法的创作、研究、教育各方面都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成就,它在现代艺术发展中拥有最广泛的群众面,近几年来,在“书法热”普及的基础上,人们在书法创作的观念与方法上进行思考与探索,以谋求新的发展。笔者以为,如下几点,既反映出了当代书法创作的现状特点,同时也是我们亟需认真思考的现实问题。
展览至上
艺术作品需要通过一定的展示形式向社会传播其影响,以体现其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展示形式则有展览、征集出版、报刊发表、电视音像制作,还有最新的英特网传播等。中国书法在新时期的振兴与飞速发展,“书法热”的焦点所聚在展览会上。众多地方性、团体性的各种书法展赛不用说,1 9 8 0年,全国书法界联合在辽宁沈阳举办了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促成了次年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成立,并得以归入中国文联这一文艺界的大家庭中。中国书协成立后,迄今已领导主办了第二届至第七届全国书法篆刻展、第二届至第八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第一届为南昌市书协和江西省书协联办的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家邀请展)、第一届至第四届中国书坛新人作品展。此外还举办了全国楹联书法展、扇面书法展、行草书大展、正书大展等,不同层次、各种名目皆备,真可谓书法艺术的“竞技场”,其应征者之众、作品花色之多、形式之丰富、艺术风格之多样,盛极一时,光耀书史。尤其是其展览形式由下而上形成了新人展、中青展、全国展三大层次,中青展和全国展又设了奖项,现又有由中国文联和中国书协联合主办的国家级最高奖“中国书法兰亭奖”的评奖活动,至此,中国书法的展览形式与评奖形式已十分完备。
每一次全国性的大型展览都牵动着千千万万书法家与书法爱好者的心,极大地调动着他们的创作热情,而每一次的展览效应,都在书法风格及审美趣味追求上对其后全国书风的变化起着重大的导向作用。当代书坛,为参展、为获奖而创作,已成为每一位应征者的创作目的与创作动力。于是,许多中青年作者,尤其是青年作者,每一次应征创作前,揣摩评委心理,预测书风流向,所作投其所好,投稿数幅、十多幅甚至数十幅,付出数百元以至上千元参评费也在所不惜,其结果,如愿者得意洋洋,落选者万分沮丧,如证券所中之众生相。常听人批评当今书法创作中的浮躁气、急功近利,亦有人倡扬过去士夫文人的作书风尚,主张提高学识修养,加强功底锤炼,这对于以参展、获奖为目的的众多作者来说,难以奏效,他们热衷于追逐时兴书风。学院中的书法专业,二三年制的专科、四年制的本科,短短时间,就要培养出达到入选全国性书展的青年书家,即使加上硕士生三年,甚至博士生三年,也才不过1 0年左右,就要培养出一个书法家,这决非过去一部帖临习数年的学书方法所能成的,故学院教学创新法,求速成,这也是书法成为纯艺术后所流行的“展览至上”的时代风尚所促成。过去的书家毕一生的修练磨成一种风格,只能作为历史故事来讲了,在当代已无借鉴价值。
当代书法创作的变化与发展,其款式的新颖多样、笔墨技巧的丰富多变、个性风格的争奇斗妍,实远超前人,我们不要盲目地厚古薄今,要充分认识到这一重大成就的历史意义与美学价值。同时有必要引起深思与探讨的问题是,在当代这样的书法创作风气中,如何不断加强我们的书法功力;如何充分地发挥我们各自的独立个性去进行创作,而不为全国各大展所导致的流风所制。书法界有一种看法:当今的中青展成了新人展,全国展成了中青展。这反映出相当一部分有成就、有影响的中青年书家不再投稿中青展,而众多未成名或名气不著的中青年作者对中青展的征稿则十分起劲。全国展的征稿已很少有老年名家应征,事实上,也包括一部分中青年名家。这一现象的形成,大体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落选挫伤了名家投稿的积极性。落选有多方面因素,有十分微妙的原因,但从作者角度来分析,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书法水平多年没有新的进步,一再重复老面孔,其创作消极被动,守成不变,久之养成一种创作精神上的惰性,反映在作品中便是灵气磨灭,呈现僵化趋向;二是作品具有远超时流的强烈个性色彩,不易被多数评委认同与赞赏;三是成熟的书家在其个性风格形成后,有一个巩固完善、走向老成的过程,这一过程正是其艺术由本来在形式表象上以强烈的动势、神气眩人眼目转向艺术审美的深层追求,故在形式表象上日趋平和沉稳,这在与众多夸张变形、动势很大、具有强烈的视觉刺激效应的青年资浅作者的作品放在一起,显得缺乏形式表象上的强大竞争力,故易于落选。评选过程是匆忙短促的,作品的深沉微妙处只有在静心品味时才能获得真切的感受。正由于此,展赛效应造成了当今书法创作普遍存在的浮躁而热衷于形式表面效果的取巧倾向。常见一些学书时间甚短的青年作者的作品功力明显不足,却能参展甚至获奖,也就是因其作品形式表象上具有新颖强烈的视觉效果,在短促的评审时空中获得了相当一部分评委的好感。第二个原因:在书坛已具有一定的影响与地位,其创作不愿再受评委好恶及某种风格倾向所制,自觉地退出竞争, 自主地寻求自我书风发展之路,在更高层次上完善自我风格。这一类名家,在作品展示形式上,转而致力于个展或数人组合的联展,因为这样的展览,不受制于人,可任凭自我性情和审美追求自由地进行创作。当代书法创作与展览形式密切关联。不少中青年名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最初未成名时,热衷于向中国书协主办的全国展、中青展及其他形式的大展投稿,力求参展、获奖,以取得在当代书坛的一席之地。一但成名后,便自觉地退出这一类展览的竞技舞台,转而致力于个展、数人组合或由某机构邀请的联展,并投资出版作品集,以扩大宣传与交流。本次广东美术馆主办的“当代中国书法十二人展”亦属此类。通过这一类展览与交流,书家之间相互得到启发,在自由轻松、充满学术研讨的气氛中,在审美观念、创作思想上进行有益的碰撞,进一步思考个人书法与中国书法未来的发展。这一现象,在当代书坛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书坛名家们的重视, 正在形成流行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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